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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0年的深秋，我在仓库翻出一沓褪了米黄色的打样纸，最上面那张印着半残的LOGO轮廓——那是我们接的第三单的设计稿，边角还沾着当时洗照片用的定影液痕迹。
那时候团队才三个人，挤在北京东城老楼的半层办公区，一台针式打印机卡了半周，才把第一单的电子稿转成可邮寄的硬拷贝。那天客户带着半袋炒栗子找上门，说要做个“能让人一眼记住的标识”，我们蹲在地上画了三晚的草稿，最后把线条里的锐角磨成了圆角，客户攥着栗子壳说“就是这味儿了”。
后来磨手艺的日子，我们把“不凑活”刻进了流程里。有次给客户做LOGO，光主色调的色值就调了21次——从偏暖的橙到偏深的棕，每换一次都找不同光线下的打印样对比，连客户办公室的台灯色温都问了，就怕屏幕上的颜色和印出来的不一样。
现在我们有二百多位坐班设计师，大多是从早年跟着我们画打样稿的徒弟，有的现在还会在改稿间隙翻出当年的旧稿，比着新的方案找老派的稳当劲儿。
这么多年下来，累计服务七千多家客户，有开了十几年的老铺，也有刚起步的新品牌，我们始终没把LOGO设计做成流水线的快消品。
合作时我们会顺嘴提，设计定稿后走制作代采流程，货到付款，验收合格再结账，就是怕客户在落地环节犯难，能多省点心就多省点心。
上周三的凌晨两点，办公区的灯还亮着，设计师正对着电脑改LOGO的副标，屏幕上的色值框跳着，旁边放着半杯凉掉的美式，和二十年前那台针式打印机的咔哒声，好像没什么不一样。